编者按：

   各位党员亲，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，全面从严治党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：党内关系要正常化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，让咬耳扯袖、红脸出汗成为常态；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；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、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；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。为帮助大家正确理解“四种形态”，特开设专栏，敬请关注。

解读二：

“四种形态”——预示反腐“拐点”来临？

   “提出‘四种形态"，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开始转向、出现拐点了？估计今后纪律审查的节奏也会放缓、力度也会减弱。”“纪委从此以后不怎么查大案了，顶多是给个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。”“纪委工作的重心会不会转到对轻微违纪问题的发现和处理上，而放松对腐败问题的惩处，是否会导致该立案的不立案，该处分的不处分，该重处分的轻处理？”……

   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的要求提出后，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。干群中出现了一些声音，揣测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转向、节奏放缓、力度减弱？

   其实，类似的反腐“拐点”论并非第一次出现。如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，依规管党治党，有人就说，反腐败将由治标转向治本，治本就会少查案少抓人。周永康被查后，有观点又说，这么大的老虎都倒台了，反腐将见好就收。“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”提出以后，有人曲解为“抓小放大”，等等。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论调，不仅在党中央坚若磐石的反腐意志面前无比苍白，也很快就被坚持不懈的反腐实践一一证伪，不攻自破。此次也不例外。“四种形态”话音刚落，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即被拿下。

   那么，“四种形态”究竟意味着什么？王岐山同志说得很明白，运用“四种形态”绝不意味着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法、高举轻放，“极极少数”也不意味着打虎数量的绝对减少。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要求把监督执纪问责的战线前移，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、违反纪律就及时处理，使监督执纪更严格、更有威力。实际上，“四种形态”的提出，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，而是更严了；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，而是更重了。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就如同我们数学上的分数，分子不变，分母变大。

   也就是说，运用“四种形态”绝不意味着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法、高举轻放，“极极少数”也不意味着打虎数量的绝对减少，而是说要尽最大努力防止党员干部成为“阶下囚”。要改变的，不是腐败分子的结局，而是堕落的轨迹，通过在法律底线之上设置多道防线，防止小缺点变成大错误，拦截从违纪走向违法。

   不让一名党员脱管，不忽视小瑕疵小毛病，抓紧每一次教育挽救干部的机会，这显然是越来越严格，何来“拐点”一说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