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4月，南京蒋介石政府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，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，武汉汪精卫政府也日趋反动，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，革命形势万分危急。1927年4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。1927年6月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《组织问题议决案》的原则要求，对党章进行修改，强调“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。”五大党章首次拿出两章分写“监察委员会”和“纪律”，开辟了党内监督“有组织，有纪律”的新篇。此外，五大党章由六章31条改为十二章85条，包括党员、党的建设、党的中央机关、省的组织、市及县的组织、区的组织、党的支部、监察委员会、纪律、党团、经费、与青年团的关系等，为后来的党章提供了范本。

　　1.对组织纪律和组织制度作出众多新规定。一是首次把“服从党的决议，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”作为入党条件之一。二是首次对入党志愿者的年龄作出了限制，规定“党员年龄必须在十八岁以上”，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。三是专列“党的建设”一章，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组织的“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”。四是首次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五级，即“全国代表大会—中央委员会”、“省代表大会—省委员会”、“市或县代表大会—市或县委员会”、“区代表大会—区委员会”、“支部党员全体大会—支部干事会”。五是首次用专门条款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四项工作任务：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、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，审查与修改党纲及党章，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，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等。五大党章关于组织纪律的很多原则性要求、程序性惯例沿袭至今。

　　2.专章规定设立监察机关并赋予了监察机关很高的地位。一是首次规定在中央、省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，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；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的决议，必须征得中央及省委员会的同意，才能生效和执行；如果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同意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的决议，不能加以取消，在两者意见不同时，则采取将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移交两者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解决；如果联席会议还不能解决时，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，实际上将监察委员会放到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平等的地位上。二是为了适当制约监察委员的权力，对监察委员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，如不得兼任中央委员和省委委员；监察委员可以参加同级党委会议，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，必要时可以参加同级党的各种会议。党章明确规定，中央及省监委会成立的目的是“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”，这也是“纪律立党”精神的充分体现。遗憾的是，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，有2名一直不在武汉，另外8名也在五大后不久先后离开武汉，因而根本无法集中办公，更可惜的是，在此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就有6名牺牲，到最后仅剩下2名。加上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组织都忙于应对革命形势的变化，无暇补充监察委员会委员，因此，五大产生的监察委员会并没有开展实际工作。

　　3.细化了违纪处分规定及审查程序。面对危急的革命形势，提出了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，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。一是首次规定了对党部实行警告、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(解散组织)三种处罚方式；改变了以往只对党员实行开除的做法，增加了警告、在党内公开的警告、临时取消党内工作、留党察看4种处罚方式。二是规定对于违纪行为须经党委会、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加以审查。这种对违纪行为与相应处分加以区别对待的规定，改变了此前简单开除的方式，具有更强的灵活性。以后的党章的党纪处分都是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的。三是规定了对违反党纪的行为，须经党委会、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，这也有助于防止滥用纪律处分。

　　与之前局部修改党章相比，五大对党章进行了第一次全面修改，在内容上确立了主要规范，在结构上对纪律要求、执纪机关确立了基本框架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